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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羁縻制度之下，其所谓自治实际上只是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专利，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把握好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平等性、民主性的核心内涵，而非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差异化政治安排或者优惠待遇，详见常安：《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学术月刊》2019 年第 9 期。

虽然欧盟和美国在数据治理中存在许多价值争议，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共识多于分歧。从历史上看，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与之并存的还有帝国面向。

代表们提出，由国际电信联盟设立特别机构，拥有否决ICANN决定的权力。当一国考虑在网络空间从事活动时，其他国家的主权必须加以考量。[17]参见章永乐：《维也纳体系与君宪信念的持久性：以康有为为例》，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48]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电信联盟（ITU）一直被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寄予厚望。一句话，只有重新界定主权，并分层理解网络，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网络主权概念的深度意涵。

无论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还是出于保护个人隐私，数据本地化都能保证本国的法律和政策得以有效执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去领土化的主权始终存在，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一个瞬间盯紧这根不停跳动着的指针，并对它接下来的动向做出判断，那么值此瞬间，历史性便跃然呈现。

须承认，俾斯麦自1879年开始退而求其次，推行铁路邦国化的政策，并在30年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至一战前夕，普鲁士几乎将所有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铁路都收归邦国政府，并且将北德意志一些小邦国的铁路合并到其庞大的路网之内。第94条至第96条规定了邦国对于境内铁路的有限自治权。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第一次使用了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的国名。因此，尽管两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恩怨，但是由宪法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促使这三国在一战之中（也在二战之中）结为盟友——即便这并非最根本的原因，至少也是一个写在表面的理由。

在开通第一条铁路的85年之后，德国终于解决了国家铁路网的统一性问题。至1870年，全德铁路总里程超过了17000公里，基本形成全国性的铁路网络。

然而，在普鲁士，类似这样的一条进化路线却无法复刻，其主要原因在于，这里的城市资产阶级虽然有着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在土地贵族之外自主成长起来的社会阶层。二战之后，这两个截然相悖的形象交替出现在德国宪法学界，无论是被当作惨痛的教训，还是一种可贵的经验，魏玛宪法都是人们在应对眼下重要的宪法问题时可能会去叩问的一面镜鉴。对于法律史学者来说，使用像昆虫复眼那样的结构展开观察不仅是一种有趣的工作方法，还是迫使历史性从纷繁芜杂的法律素材中呈现出来的必要的技术性手段。为了让这一僵持不下的议题进行下去，社民党议员马克斯·夸尔克（Max Quarck）和中央党议员阿道夫·格罗伯（Adolf Gröber）随即提出了著名的夸尔克-格罗伯方案，也就是将两种配色方案结合起来的折中动议。

这样一来，魏玛宪法第1条第1款在字面上的矛盾也就随之化解了。需看到，德国宪法史的语境并非仅由上述三部宪法的文本及其背后的制宪活动搭建而成。这是一个对于事实优先的逻辑的全新表述，它以对现实变动的规范性承认为原则，显然是对法律在权力和政治面前的无力性的一种强调。应当承认，把规范与事实区隔并对立起来是有意义的，尤其对于法学获得超拔和独立的地位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普罗伊斯认为，国家力量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从民主政治的基础中缓慢地生发出来，而不是相反，而眼下普鲁士霸权的瓦解正是德意志民族重新树立主体性，同时也是德国重建其合法性基础的良好时机。这一时期，私营铁路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地方铁路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相互设卡、任意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

然而，这正是历史的本来面貌。直到魏玛时代，德意志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徘徊于法国与俄国之间，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体现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根本对立。

这意味着，公权力开始加入到技术与资本的游戏之中，并试图在游戏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往回看，莫肯布尔的警示绝非危言耸听。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家法一步一步地自我进化，无论是从形而上的理性自然法走向历史法学的浪漫主义，还是从法学实证主义走向科学指导之下的法律实证主义，但却一直没有逃脱事实优先的逻辑。除此之外，各邦国政府对于修建铁路的看法并不一致，对于既有铁路的管理模式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与法兰克福宪法中那个由知识分子通过宪法条文拟制出来的帝国相比，第二帝国宪法中的帝国虽然充满了力量，却从一开始就缺少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真正的民主基础——一个像铁路一样强烈象征着西方的事物，因而这个帝国虽然不是虚弱的，但却是虚假的。因此，二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叠，甚至混淆。

如此一来，那些潜藏在既定事实之中的，其实仅通过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就能明辨的恶的因素，便得以顺利地，并且无可避免地对未来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派知识分子之间最大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眼中的国家究竟是一个历史-政治的共同体，还是一个法律规范的共同体。

然而，这正是让魏玛时代的政治家们大伤脑筋的地方，1849年和1871年的两部宪法表明，对于一个非内生型的西方国家来说，国家力量与合法性基础的关系好比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支持这一配色方案的议员们认为，首先，虽然不能否认魏玛宪法与法兰克福宪法之间存在精神层面的关联，但这仅仅是次要的关联。

五、结语：多向度的历史 本文讲述了三个看似并无关联的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讲述了魏玛德国的国名和国旗配色方案曾经以怎样的方式撕裂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数量众多的正在远洋作业的德国船舶，以及旅居外国的德国人来说，如果作为国家标识的旗帜突然发生了改变，而他们又没有办法对旧有旗帜进行及时更换，就可能发生身份辨识上的障碍，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用国家主义的绳索将魏玛宪法捆绑在从1871年到1945年的历史之中，恐怕有失公允。而对于极右来说，Reich一词的意义仅在于暗示着普鲁士的存活。这条从富尔特到纽伦堡的客运铁路全长仅有6公里，全程位于巴伐利亚邦的境内，建设资金主要由当地的两位商人募集，少部分来自巴伐利亚国王的捐助。法国在1828年、美国在1830年也相继完成了这一任务。

魏玛时代的慌乱让德国人无暇顾及这一抽象的法哲学命题，但是，他们正在面对的很多切实的问题都由此衍生而来。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将德国法的历史渊源诉诸于罗马法，并且认为，值得在法律规范中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一直相对稳定地传递下来的结构性要素。

魏玛宪法并未对这场论辩做出正面判定，但其中事无巨细的规定似乎流露出一种态度：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可能具有规范性，但只有那些经过规范化的事实才能真正地成为对未来发生影响的有效果的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而后，带有革命宣言性质的宪法，无论是不是以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都试图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框架，以便消除旧有弊政残存的影响，并且抵御其复发的可能。

由此，后世学者便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认识：德国的宪法传统直到1949年才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其标志是《基本法》获得了超越国家的先在性，并在这一基础上发挥对于国家的建构性功能。其时已并入独立社民党（USPD）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抢先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了Republik这个词。

地方主义的泛滥导致各个邦国都不愿意将境内铁路的控制权上交给一个由一部文人宪法拟制出来的帝国。两日之后（6月26日），魏玛政府颁布了旨在捍卫国旗尊严的共和国保护法（Verordnungzum Schutze der Republik），其中规定侮辱国旗的行为可以判处三个月至五年监禁，以及最高五万马克的罚金。在第三个故事之中，魏玛时代的知识精英就国家与宪法的先在性问题——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论辩。9月27日，魏玛政府正式宣布继续沿用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903年采用的以黑、白、红三色为基调的战旗。

进入19世纪之后，历史法学派在反对理性自然法的过程中为一般国家学注入了某种根植于本土资源的浪漫主义话语：民族是一个被共同的文化、语言、情感和习俗扭系在一起的人类共同体，因而在事实上客观存在的民族就是国家实现统一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初，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的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主张将规范与事实区隔开来，他在《一般国家学》的第六章国家的本质一编中指出，国家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事实的层面上，是历史形成的民族情感和现实政治关系的载体，而且从规范的层面上来说，国家也是赋予法律以效力的主体，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

相应地，国家法在其逻辑推演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各种相关概念，如宗教、文化、人民、议会或社会等等，也都并非仅仅停留在事实的层面，而是有着与作为效力来源的国家相匹配的规范性的内涵。1921年4月11日，帝国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发布了魏玛时代第一个关于旗帜的法令，在公之于众的全部十面旗帜之中，刚好有五面旗帜采纳黑、红、金三色的配色方案，另外五面旗帜采纳黑、白、红三色的配色方案。

例如，究竟是宪法塑造了国家，还是国家催生出宪法。该法令严格维持这两种配色方案的对等性，可以说，这既是对魏玛宪法第3条所体现出的双重历史连续性的忠实遵循，也可以算是一种有新意的解读：在这两重历史连续性之间，并没有孰先孰后，或是孰轻孰重的分别。